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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有一千个议和的理由，但是议和最终归于失败，原因还是面子问题。
崇祯一再强调议和一事要保密，然而陈新甲却不小心泄露了密秘。
一天，陈新甲看完马绍愉的书信，随手放在桌上，他的仆人以为是普通塘报，交给塘报告传抄，议和的消息泄露出去，舆论一片大哗，陈新甲成为众矢之的。
崇祯下旨严厉谴责陈新甲，意图让陈新甲主动承担责任，丢车保帅。
然而陈新甲自以为是按皇上旨意办事，有恃无恐，他极力为自己申辩，将议和事件来龙去脉和盘端出，并将崇祯的有关谕旨也公之于众。
崇祯让陈新甲“便宜行事”，没想到陈新甲做事一点也不“便宜”，犯了低级失误，产生恶劣影响，出了问题之后，不仅不承担责任，反而把责任推给皇帝，崇祯心中十分怨恨。
在言官们的弹劾下，七月二十九日，崇祯下令将陈新甲逮入监狱，不久后处死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陈新甲因议和而死，但是罪名却不是“专擅议款”，而是任内战事不利（陷边城四、陷腹城七十二、陷亲藩七）。
事实上，议和的结果是无法隐瞒的，早晚要公之天下，因为双方要履行议和的协议，就不能不知会相关部门，保密不是问题，问题是需要有人扛雷，而这个雷，除了皇帝，谁也扛不动，因此，陈新甲放弃保密，迫使皇帝扛雷，使议和名正言顺，算不上什么失误。
而明朝在中原战场和辽东战场的惨败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，与陈新甲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事实上，陈新甲本人还是一个比较精明干练的大臣，才品心事与杨嗣昌酷似，时人谈迁评论：“陈司马甚辩有口，颇谙疆事，羽书狎至，裁答如流，案无留牍者，后人莫之及”。陈新甲死后，朝中更加无人。
而崇祯皇帝不愿意按照群臣的意见以“擅主款议”的罪名处死陈新甲，反映了他仍不愿打击大臣与清方议和积极性，为以后的议和保留余地。
拉皮条的死了，卖淫之事也就不了了之，但是嫖客决不善罢干休。
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初四，清军在贝勒阿巴泰的率领下越过长城墙子岭进入关内，九日，京师*，崇祯命勋贵大臣分守九门，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，同时召令各军镇入卫京师。
清军分路南下，连克霸州、文安、河间、衡水，十二月，转入山东，陷武城、临清，直抵兖州，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。
明军的战略是：清军进攻时，各地自行坚守，等待清军疲惫撤军之时，再截断其后路，实施关门打狗，进行决战。
崇祯十六年三月，经过几个月的战争，清军箭用完了，弓弦也失去了弹性，抢来的东西十分沉重，士马都很疲惫（矢竭弓脱、资装甚重、士马俱惫），此时正是草长鹰飞的早春，于是清军就地牧马休息，准备返回。
崇祯感到清军己成强驽之末，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候到了，于是他命令蓟辽总督赵光?、关外督师范志完会师平原，阻击清军。
四月，清军启程北归，崇祯命内阁首辅周延儒出任督师，总督八镇总兵，断敌归路，务期尽歼，无令生还。
周延儒行动非常快，白天受命，晚上就启行，驻扎在通州，但他并没有崇祯皇帝那种报仇雪耻的强烈愿望，他没有用枪杆子刺杀敌人，而是发挥专业特长，用笔杆子来谎报军功，糊弄皇帝。
周延儒每晚与部下饮酒作乐，下午督师衙门才开门办公，然后早晚两次向宫中飞报“大捷”。
撤退的清军带着缴获的战利品，车载骡驮，从天津到涿鹿，连绵三百余里，浩浩荡荡，明军不敢堵截，只是躲在远处放炮进行恫吓，偶有交战，也是一触即溃，周延儒等人化腐朽为神奇，掩败为功，诡称连战皆捷。
五月初，清军由墙子岭从容出口东归。
对工作不负责，就是对自己不负责。周延儒的问题在于太不老实，也许他有他的难处，但是再难也只能是尽力而为，而不应该偷奸耍滑，煌煌军旅大事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岂能是他可以一手遮天的？
就在崇祯嘉奖周延儒的同时，崇祯派出的锦衣卫和太监将他们刺探到的真实情况如实上报，崇祯得知真相后怒火万丈，将周延儒罢免，将范志完逮捕入狱。
周延儒失势后，其结党营私、贪污纳贿的行径被人揭发，引发了一系列人事斗争的风暴，历时数月，最终周延儒被赐死，范志完等一批人被处斩。
崇祯十六年大半年的时间里，官军与民军暂时脱离接触，上半年，朝廷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入寇的清军身上，对民军只能是放任自流。
清军在山东河北抢劫的时候，李自成在湖广建立政权，五月，清军撤退之时，襄阳政权己经初具规模。
此后几个月，明政府忙于惩治周延儒为核心的政治集团，无暇顾及民军，李自成在襄阳从容了一段时间，直到十月份孙传庭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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